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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　以政治制度做比較，對於個人權利的保障，美國還是有著制度優勢，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前提，自由平等不可侵犯，這是其他政治制度難以媲美的。

以政治制度做比較，對於個人權利的保障，美國還是有著制度優勢，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前提，自由平等不可侵犯，這是其他政治制度難以媲美的。

之後，我就開始拓展市場，我的部門只有一個蔡姓湖南人主管，以及一位資深同事，他們沒有職稱（我問了資深同事為什麼做了十年，名片上沒有職稱，他說他也不知道），起初我也不知道部門的名字（一直到月底報銷單的時候，才知道叫做「B2B事業部」於是自己加上了主管口述中的海外兩字），這位主管蔡先生同時兼任金融終端iFind海外部門兩位同事的主管，這五個人就是我們的海外部全部人，雖然告訴我是海外部，其實蔡東岩先生的上一個團隊，從來沒有做過香港以外的市場。寫作是對於自身生命體驗的紀錄，想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，未來也將繼續寫下自己的傳說，在世界失去閱讀能力之前） 離開美國之後，抱著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、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的好奇，撇開意識形態，我想親自去看看。

這裡不像美國企業的層層分明、工作內容明確，只有模糊的自我學習以及了解做人的淺規則，公司企業文化中，比較資深的同仁，要尊稱他們為「老師」。雖然，集團擁有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杭州四個辦公室，擁有3500位員工，並且是一間上市公司及行業龍頭企業，然而治理模式與結構其實跟中小企業差不多。全公司分成無數個小組，我們這五人就是其中一個小組，我的主管其實就是像一位班上的小組長，小組長直接對營運長以及財務長報告，所以每個組未必有名字，每一個組之間互不隸屬，光是深圳分公司就有四個組長，其中一個組長雖然兼任深圳站長，卻無法管理其他小組只能管理考勤。然而，這樣的組織管理有一個致命的缺點，如果由下而上要推動任何事物，都是推不動的，光是要在內部找到負責的小組都很困難，他們的團隊連名字都沒有，有的會有代稱有的沒有，我問我的主管這個案子要找誰？他也不知道，這完全是經驗科學，我需要問問我的十年資深同事，找到對的人，然後需要認識人然後認識人然後認識人......而且很多的企劃案超出總管理部的認知與理解，這時候，這件事就會被擱置，是的，是擱置，因為他們不懂所以也不會拒絕，他們很忙也不會來問你，就直接放著。C端主力產品是同花順App，此款App提供一般中國大陸股民股票交易等各式功能，類似美國的羅賓漢、B端主力產品金融終端iFind就類似彭博金融終端的簡易中國版，並且做B端企業客製化替證券公司為主以及其他金融企業提供解決方案

「我努力工作時，就會一直咳嗽，咳不停。從他的X光影像來看，醫生發現肺部有四個持續增生的腫塊，最早長出來的是良性腫瘤，但他已無力負擔其他醫療費用，也希望其他腫塊並非癌症，這樣才能看著孩子長大。那個時候，新竹的時代力量來問我，你願不願意參選，我當下第一時間是拒絕，因為對我來說，我有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，兩個小孩又還小。

但是隨著這四年過去，現在非常認真在新竹耕耘，在去年成功選上了新竹市、新竹縣以及苗栗，總共推出了七位候選人，當選了六位。剛好，自己過去的家裡是一個本土派家庭，講了非常多政治相關的事情，於是我從小就養成了關心政治的習慣。可是因為去年的選舉結果，我很明顯感受到保守勢力的反撲，包括公投的結果，我會覺得在台灣看似很親和、很友善的社會，仍然是一個充滿歧視、且沒辦法接受差異的一個社會。後來，他們反覆跟我討論，也說：「你代表這個城市大多數的家庭，所以你可以做到更多。

我真心希望，推動企業托育可以幫助到每一個在園區工作的爸爸媽媽。新竹的公、私立幼兒園比例是三比七，這個比例是全國倒數第三，然而我們的生育率卻是全國第四高。

在那之前，就只是關心政治，對政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但從沒有起身來做過。2015年，島國前進的夥伴投入了新竹的立委選舉團隊，參選人正是代表當時2015年成立的時代力量。我覺得我能做的，是不是能在顧小孩之外的空餘時間裡，做些對這個社會更正向的幫助，或是更有影響力的事情。」這讓我想起那個時候，我想讓自己的影響力擴大，希望讓這個社會有所進步，這是我可以努力的。

推動整個黨部，整個桃竹苗競選團隊運作的，就是2016年沒有選上的邱顯智，雖然他沒選上，但他也沒離開新竹，他持續耕耘。工研院是一個財團法人的學術研究機構，我在裡面有六年的時間是做衛星相關合作計畫的研發，最主要是做無線技術應用。新竹市的平均家庭收入所得百分之二十都要用來負擔托育費用，更不要說像我們這種外縣市移入的家庭，沒有家人作為後勤支援，對每一個家庭來講，除了經濟上的負擔，如果小孩生病了，變成一定要有人請假在家照顧，而像我跟我先生是雙薪家庭，就一定要輪流休假。三到六歲，則是公立幼兒園，而我們一家公立托兒中心都沒有。

後來我看他們在新竹持續地深耕到2018，去（2018）年的地方大選他們也有推出議員，真的是非常認真經營，直到今年，換他們問我願不願意投入這場選舉。我理解到大家都是同一個命運共同體──如果選舉的結果不是你想要的，是不是你不夠努力？所以我才覺得原來我可以做這些，成為這次時代力量的立委候選人。

另外我也有推企業托育政策：在竹科現在有157家員工百人以上的企業，但是設有企業托育的只有四家。當他們問我有沒有意願幫忙，有時間我就會去，但沒有像投入島國前進那麼全心全意，因為我同時也還在觀察時代力量這個政黨

」我連律師袍也沒帶，只有律師證，連委任狀都是用筆記本手寫的。我認為，不管是大麻還是其他的藥物施用，都不應該用刑法來懲處。有人會發現說，是拜託的麻煩嗎？還是大麻的麻煩？ 我還有個網路聲音節目叫做「大麻煩不煩」，這個「麻煩」於是就有「please（請找）」的意思，另外還有「weed（大麻）」的意思。那為什麼當我用某一種特定的物質毒害我自己時，卻反而是犯罪，要把我關起來？而且是只有一些特定的物質喔──菸、酒、檳榔、糖都不算。後來在巴黎留學沒畢業，跑回台灣當公務員，再後來才決定說：「我要來做大麻律師。被告就是馬英九，他那時還是台北市長，我們認為他審核通過大巨蛋興建的過程瀆職。

雖說318之後出現各種大大小小的陳抗，大部分都沒有上新聞，但我都會跑現場，包括勞動運動、環境運動，雖然我不一定會穿律師袍過去。我只是想說去跟一下，去看一下好了，因為場地就在介壽派出所旁，說不定會出什麼事情。

在那陣子，律師通常是作為社會運動中，群眾跟警察之間溝通的橋樑，或者說是一個buffer（緩衝），因為至少有律師在的情況，警察比較不會──注意喔，我是說「比較不會」──出現暴力行為。叫做「麻煩找菁琪律師」，它其實玩了一個雙關語。

2017年12月4號那一個晚上，是我人生第一次爬上警備車。文律師又剛巧是蠻野NGO的創辦人和理事長，他打電話給我說：「Zoe，今天有一個大麻的紀錄片在約訪，妳有沒有空一起來聊一聊？」 從這裡相繼認識了知識樹的團隊，還有420台灣，才開始真的跟這些團體有接觸，也開始提供一些法律諮詢。

丘：其實那時候我也在現場。我開始接觸大麻運動團體，是有次寒假從巴黎回來，剛好有一個紀錄片叫做《知識樹》，在拍攝大麻合法化的議題，想要採訪文魯彬律師。於是，也可能是從更早的運動開始，律師就很習慣待在這種陳抗現場。我看到一個參加者，他被四個警察扛在半空中架走。

」大概就是這樣開始的。我還記得我大喊的前一刻，是看見有誰的頭把警備車的玻璃給撞裂了。

那，人權律師嘛⋯⋯要從2017年勞基法修惡說起。任何藥品物質的施用者，都不應該被當成犯人看待。

我是李菁琪律師，你要不要委任我。它是一個很有趣的NGO，專做環境案件，而且還是pro bono（為社會公益）的，因為民眾往往沒有錢去打環境的案子。

所以蠻野會站出來，免費幫人民打官司、幫地球打官司。文：丘琦欣（Brian Hioe）｜編輯：賴育辰 （《破土》在11月29日訪問了綠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李菁琪，以下為訪談內容。據說，這是他們第一次被丟包，在車子上被警察推打，卻沒有新聞媒體報導，沒有任何曝光。我那時候就是一直在想辦法幫這些人，看看能幫他們到哪裡。

不過在這之前不只是這樣。丘：妳參與了各類社會運動之後，怎麼會決定專以大麻議題參選？ 李：其實我一路參加社會議題，本來就一直在推動大麻合法化運動。

其實在那個之前，12月4號吧，一個比較小的勞基法抗爭，遊行結束，在勞動部跟立法院外面撒完冥紙，大家移動到附近一個場域裡面，搬出一個肥皂箱在街頭宣講，交換名片。再換個方式講好了，我今天拿一把刀子，自己傷害自己，這樣不是犯罪，大家都同意。

那我現在跟你上警備車。」 他大喊：「我現在委任妳是我的律師。